中医中药治病机理分析

从《内经》的许多章节都可以窥视到中医从开始就非常重视气和气化，认为气是宇宙的基础，是形成宇宙的实体，是构成万物的最小单位，一切有形物体都是由无形物质的气化而形成的。有形物质既然有化生，因而或迟或早要走向灭亡。有形物体衰败后，又会分解，复变为气。宇宙的运动主要表现在形与气的转化，古人同时认识到机体内形气转化是靠经络体现的，转化失常就会影响经气的旺盛和分布的均衡性；反过来说经气的不足和不均衡分布也必然影响形与气的转化过程，所以最早就出现了砭石，热敷调整经络，促使经气重新分布的治疗方法，经历了很长时间后逐渐认识到中草药也能调整经络，从而达到治疗疾病和强身健体的作用。纵观中医的发展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在黄帝时代（《内经》成书）之前，还存在着两个时代，即伏羲时代和神农时代，尽管伏羲时代没有形成完整的经络学说，但毕竟认识到了经络，初步明白了经络在健康与疾病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后来才有了神农尝草木而知百药。现代人习惯了西医的思维方式后，对中医这种没有具体作用位点的治疗，疑惑不解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正确认识到经络和经气的分布规律后，这些疑问又会迎刃而解。不管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还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总是先导致无形经气分布不相协调，如果超过了机体的自组织调节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积月累最终才会引起结构的改变。不内不外的意外性创伤，无形的经气和组织结构几乎同时发生改变，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疾病，西医的针对性强，作用位点明确，在这类疾病的应急性处理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后来脏腑之间的功能关系，经气的重新分布，西医又变得爱莫能助。机体内在变化必然要出现许多外在表现如自觉症状，舌象、脉象、气色、神志等等，这就是中医所说的“有诸内必行诸外”。当然这种外在表现不是结构改变了才出现，只要原来经气分布发生改变就会表现出来。我们中医就是根据这些外部表象来把握疾病的本质，分析疾病的属性，用相反的药物属性加以克制和调整，如“热则寒之”、“寒则热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目的就在于促进经气重新恢复平衡协调。

我们这里主要应用的是中草药的性能在起治疗作用，而并不是西医理解的实验室中的有效成分，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有效成分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中草药的性能，可以从多方面来认识：疾病有寒性热性的区别，药物有寒热的不同；病势有向上向下，在表在里的差异，药物也有升浮沉降的区别；疾病发生部位有各个脏腑经络的不同，药物也有归入某经的区分……等等。药物的性能并不是一个人发现的，它是我国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中药的四气，寒、热、温、凉和五味辛、甘、酸、苦、咸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每一味药物既具有一定的气，又具有一定的味。由于气有气的作用，味有味的作用，必须将气和味的作用综合起来看待。性味相同的药物，其主要作用也大致相同；性味不同的药物，功效也就有所区别；性味不同，或味同性不同的药物在功效上也有共同之处和不同之点。现代人运用中药既不考虑四气五味，又抛弃升、降、浮、沉和药物归经理论，只考虑药物的功用，甚至以有效成分的药理作用为用药依据，这又怎能完整地体现中药的治疗作用呢？例如：人参大补元气，难道是靠人参甙还是人参酸；大黄攻积导滞泻火凉血，行瘀通经是靠大黄酚还是大黄素。当人工提取人参甙或大黄酚后应用于临床，是绝对体现不出人参和大黄原有的那些功能和治疗效果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那些不是有效成分的成分确也是有效的；更重要的是经过化学处理和加工后的有效成分，再也体现不出原有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和药物归经了。没有人能说清人参甙和大黄酚是寒是热，是酸还是咸，这样与化学合成药物还有什么区别。神农尝百草难道尝出了人参甙才知道人参大补元气，尝出了大黄酚才知道攻积泻火的吗？显然不是。不同的药物所含的成分是不同的，但它们为什么能治疗相同的病证，无非不就是性味和归经的相同，作用于不同的机体，其调整经气的过程是非常相似的。古代人对中草药的采集和炮制是非常考究的，尽可能地保持药物原有的性味，当然有时为了达到某种治疗目的或者加强某些性能，或者削弱某些性能是常有的，但无论怎样炮制，也不可能把药物搞得既没有归经，又没有性味。就是处方配伍中，也非常重视药物之间的性味关系，或者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杀，无论哪种配伍都是以疾病属性为前提的。《本草纲目》指出：“药有七情，独行者，单方不用辅也；相须者，同类不可离也，如人参、甘草、黄檗、知母之类；相使者，我之佐使也；相恶者，夺我之能也；相畏者，受彼之别也；相反者，两不相合也，相杀者，制彼大毒也。”应用中医中药治病，如果既不明白经络，又不注重性味，中医中药的长处也在这种割舍中消失的无影无踪。中药的剂型需要改进，但怎样保持中药原有的性能是万万不能忽视的，也不能丢弃中医中药治病是以调整经络为目的的这个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