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胸怀远大目标、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政党，必然凭实绩立身致远。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初心之问、使命之问，也是时代之问、实践之问。 对于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思考与明确指引，锚定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坚守求真务实的基本路径，把握科学精准的衡量标尺，倡导实干担当的鲜明导向。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通知》指出，经党中央同意，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马不停蹄，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一程。 （一）为政之道 常思常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 2026年1月，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 开局之年“第一课”，习近平总书记阐明新征程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远考量：“‘十五五’开局之年，无论是制定规划还是部署实施，都需要有正确的政绩观。省市县乡领导班子将陆续换届，强调政绩观也很有针对性。” 习近平总书记鞭辟入里，深刻分析两种不同政绩观的内在本质—— “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 时间回到2004年2月，主政一方的习近平同志参加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 在发言中，习近平同志表示“正确的政绩观指导我们正确地改造主观世界”，并条分缕析阐释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那一年，他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陆续发表文章，阐明政绩观的是非标准与实践路径。 “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常思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从地方到中央，一路走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叩问与思索，从未停息。 上世纪90年代初，福建省领导科学研究会曾邀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对青年领导干部谈谈如何干好工作的问题，一篇《从政杂谈》引经据典、发人深省——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帝王将相何其多，但在百姓头脑中留下记忆的也不过百来号人。”“青史留名与官阶并无本质联系，而是与做事相联系。” “有些人入仕数十年，终为名利所困，或一事无成，或身败名裂。究其原因，是没有树立正确的当官宗旨。”“当官，当共产党的‘官’，只有一个宗旨，就是造福于民。” 汲古润今，鉴往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自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光辉历史中重温为政初心，总是善于从中华文明积淀的智慧中汲取为政之道。 在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明确强调“我们的一切都应该为了人民，没有自我，先公后私，克己奉公”“我们最核心的这一层人，应该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一批人”；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一一列举“郑人买履”“掩耳盗铃”“揠苗助长”“画蛇添足”等讽刺形而上学的故事，要求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 2022年，中央党校中青班开班式上，面对年轻干部，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掷地有声：“创造业绩，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说到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 百年党史峥嵘。中央党校内，立于广场上的一块巨石两面，“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箴言格外醒目，校园两侧，焦裕禄、谷文昌塑像静立，映照始终不渝的初心、不随境迁的追求、不为时易的坚持。 扎根黄土地的岁月，让青年习近平“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因而，“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一定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 为政一方，以“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来勉励自己；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深情写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这样坦露心迹：“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无私者，可置以为政。政绩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为政实践中的集中体现。 什么是真正的政绩？ “我们做事情、干工作，如果做到了上有利于国家、下有利于人民；既符合国家和人民眼前利益的要求，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要求；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能促进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那就做出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政绩。” （二）实事求是 尊重规律——“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 2025年11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后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启程南下，深入海南、广东两省。 面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即将实施封关运作，习近平总书记叮嘱：“脚要踩在大地上。我们干任何事情都有内在规律。要科学有序安排开放节奏和进度，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力求‘放得活’又‘管得好’。” 一切政绩，必须植根“实际”的土壤，遵循“规律”的准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精神的内在要求。 从实际出发，前提是要深入了解实际情况。 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的两个故事，至今仍给人以深刻启迪—— 赴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面对当地一些干部想带大家快速脱贫致富的急切心态，习近平同志“没有摆出要烧‘三把火’的架势”，而是一头扎进基层，1个月走遍闽东9县察实情。 刚到浙江工作，有人请习近平同志谈谈“施政纲领”，他笑着说：“我刚刚来，还没有发言权。到时候，我是要说的。” “新官”为何不急于“点火”？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三把火’该不该烧，什么时候烧适宜，都要从实际出发。”“要多深入群众，多做调查研究，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后审时度势，该烧则烧，不该烧决不要赶时髦，勉强‘烧火’。” 为官一任、施政一方，如持卷应答，惟有认真审题、科学破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入山问樵、入水问渔’，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才能“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在正定提出“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在福建提倡念好“山海经”，在浙江统筹城乡发展、擘画“千万工程”，在上海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政绩，始终建立在“以调研开路”“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 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地处太行山深处的河北阜平县，进村入户看真贫。 彼时，在一些地区，还存在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扶贫对象不明、扶贫资金“天女散花”等问题，以致“年年扶贫年年贫”。 经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调研，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为扶贫开出了“精准”处方，有效指导打赢脱贫攻坚战。 从“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到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3个字琢磨透”；从城市规划要“因风吹火，照纹劈柴”，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掌握了实情，方能避免急功近利、一哄而上的“政绩冲动症”，方能“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拿“窝窝头”和“精面细面”打比方，论述煤炭等能源行业的发展：“先吃饱肚子再吃好。我们要实事求是，既不能放慢绿色低碳发展步伐，也不能太理想化，首先要保证能源供应。” “先吃饱肚子再吃好”，蕴含着循序渐进的基本道理。 理，就是规律。“领导要有水平，水平从哪里来？水平来自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认识规律、掌握规律的重要性。 对首都北京的规划工作，明确提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对山西的转型发展，强调既要“坚定”又要“有序”，“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和衔接，以新化旧、循序渐进，不要一哄而上，‘金娃娃’还没抱上就先把吃饭的家伙扔了”； 针对“未来之城”雄安新区的建设，告诫“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工建设，不要留历史遗憾”； ………… 语重心长的叮嘱，既指明认识论，也给出方法论。 在开局阶段、关键时期，能否坚持按规律办事，做到蹄疾而步稳，尤其需要检视政绩观。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有的干部以为发展就是上项目、搞投资、扩规模；有的过度举债搞建设，盲目扩张铺摊子；有的方式方法简单粗暴，“一刀切”；还有的搞本位主义、好大喜功、弄虚作假、推脱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会议上批评错误政绩观的表现，明确强调：“不要有大干快上的冲动，也就是不能不按规律办事，急功近利、急于出成绩。要把这种浮躁心理、急躁心态都压下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 政者，正也。政绩观树得正，办事情才能过得硬。 是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其中衡量的标尺是什么？ “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 （三）着眼长远 立足全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上世纪，福建当地一家企业斥巨资买断了三明市万寿岩的开采权，这一后来被誉为“南方周口店”的史前遗址，一度面临挖掘机和炸药包的威胁。 一时间，争议纷纷。一面是难以割舍的巨额经济收益，一面是不可再生的重要遗存。面对矛盾两难，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的习近平一锤定音：“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 政绩观，正是长远与眼下、全局与局部的抉择。天平两端，见眼界，见定力，见担当。 是囿于一时一事的得失，还是着眼打基础、利长远的实绩？ “今天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这次讨论的不是发展问题，而是保护的问题。”2016年1月，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开门见山。 放眼长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尽长江滚滚来，比江河更深广的，是共产党人的格局远见。 新时代以来，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志，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一系列开创性工作；站在“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的高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秉持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清醒，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桩桩件件，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都是为了确保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为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根本之计。 “昨天的要坚持下去，今天的要有所深化，明天的要取得更大成效”。不做寅吃卯粮、击鼓传花的虚浮之举，而是“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 2015年1月，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山西右玉县治沙造林的故事。 “一张蓝图、一个目标，县委一任接着一任、一届接着一届率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干”，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 这正是长远政绩观的生动体现：“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 2002年10月，在浙江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面对台下500多名干部热切的目光，刚履新的习近平同志郑重承诺：“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跑好‘接力赛’中自己的‘这一棒’”。 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一周后，外事出访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向世界阐释中国成功的密码：“70多年来，我们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理一县、兴一省、治一国，政贵有恒。“防止走弯路、翻烧饼”“不要城头变幻大王旗”“不能有临时工的思想”“不要换一届领导就兜底翻”“更不要为了显示所谓政绩去另搞一套”，而是坚强扛起“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是各自为政，搞保护主义、本位主义，还是胸怀“国之大者”、树牢全局思维？ “要想一想这里是国内生产总值重要还是绿水青山重要？作为水源涵养地，承担着生态功能最大化的任务，而不是自己决定建个工厂、开个矿，搞点国内生产总值自己过日子。”2019年一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及保护“中华水塔”三江源的重要性。 2024年，赴青海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地努力“把青藏高原建设成为生态文明的高地”的做法予以肯定，指出“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贡献”，并叮嘱“要着眼全国发展大局”“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各地各部门身处一域，“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才能找准为政的定盘星。 到地方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常将地图放在手边，叮嘱各地“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 在贵州，要求当地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对海南热带雨林保护念兹在兹，强调“要跳出海南看这项工作”；对新疆发展，勉励“把新疆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在内蒙古，指出“做大做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是内蒙古发展的重中之重”…… 为政之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 这是干事创业的行动准则：“谋划和推动本地区本部门工作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创造性开展工作，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 这是履职尽责的价值导向：“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四）政绩之本 在于为民——“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2024年10月，在福建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谷文昌纪念馆，重温谷文昌同志感人事迹。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在地方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就多次向身边同志谈及谷文昌的故事，表示“谷文昌之所以一直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敬仰，是因为他在任时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显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这种‘潜绩’是最大的‘显绩’。我们常讲的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政绩观的首要问题，检验着一个政党的执政宗旨，决定着干事创业的根本方向。 1982年，习近平同志赴正定工作。在调研中得知，由于粮食征购任务过重，当地一些农民口粮不够，只好偷偷去外县换红薯干儿吃。 “我们正定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这个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同志顶住压力坚持向上级反映问题。经过调查，国家征购减少2800万斤，减幅36.8%，百姓餐桌上少了红薯干儿，多了白面馒头。 “心无百姓莫为‘官’”“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人民至上，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政实践中最鲜明的底色。 夙夜在公，一心为民。 《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曾这样感慨：“领导干部一年忙到头，根本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2021年春天，广西桂林毛竹山村，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村民王德利家。 “总书记，您平时这么忙，还来看我们，真的感谢您。”朴实的村民由衷地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答温暖人心：“我忙就是忙这些事，‘国之大者’就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的。如何更好造福于民，考验着为政的立场和智慧。 “现实中确实有一些干部，为民办实事的工作热情很高，但所办的事倒不一定是群众最需要、最欢迎、最能得实惠的。”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指出，“这里面有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等关系问题，但也确实存在没有很好体现以人为本理念和正确政绩观的问题。”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 30多年前，在福建最贫困的闽东山区任职，习近平同志就明确强调： “扶持经济发展，帮助群众富裕起来，是好事、实事；弘扬社会正气，打击害群之马，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文明、和睦、和谐、安定，也是实事、好事。解决群众衣食住行之苦，生老病死之需，是实事、好事；甚至远处僻土深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这类针头线脑的小事，得到我们的关心、解决，也是实事、好事。”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 2012年11月，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中外记者见面，一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最响亮的誓言。 十多年来，垃圾分类、养老院服务质量、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等民生小事成为中南海重要会议的议题；一些人认为无法根除的绝对贫困，在中华大地上得到历史性解决；共同富裕进程，以“等不得，也急不得”的态势不断迈出新步伐…… 不因事小就视而不见，不因任务艰巨就退缩不前，不因目标长远就消极懈怠。 政绩之本，在于为民。政绩好不好，人民最有发言权。 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生活是不是幸福，这要让老百姓自己评价，我们说得眉飞色舞，老百姓无感，那是不行的，说明没抓对地方。”“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决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 政绩，不只由冰冷的数字所定义，“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是检验政绩最关键的标准—— 在福建推动贫困群众断穷根、离旧家，受益农户“造就一方新天地，福到农家感党恩”的春联，是最真挚的评价； 顶风冒雪到江西神山村看望乡亲们，村民面对习近平总书记脱口而出的“你呀，不错嘞”，是对人民领袖最深切的爱戴； “精准扶贫”理念让湘西十八洞村这一深山苗寨焕发新颜，过上好日子的村民为女儿取名“思恩”，是对新时代领路人最质朴的感念…… 广东潮州，千年古桥广济桥畔，广济楼巍然矗立。 2020年10月，正在广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登上广济楼，远眺凝思。 当地负责同志向总书记介绍：千百年来广济桥就“广济百粤之民”，但真正实现这个夙愿、让群众安居乐业的是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地说：“每个时代都要做出每个时代的事情来。做得好、做得坏，贡献大、贡献小，青史可鉴啊！共产党人一定要为人民做好事。” （五）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202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当好党性党风标杆，在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上为全党带好头、作示范。”“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2026年2月，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再次叮嘱：“‘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 在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在县委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求，“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要有一个突破性的变化”“一定要树立求实精神，抓实事，求实效，真刀真枪干一场”。 1990年，在《滴水穿石的启示》一文中，习近平同志这样写道： “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释“说”与“做”、“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树立起“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的鲜明导向。 以实干出政绩，干在实处方能走在前列。 “开展主题教育，要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作为衡量标准，即知即改、立行立改，不能拖延，不能虚与应付。”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指导广大党员破解“学归学做归做”的“两张皮”问题。 坚持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思想和行动中，突出实践导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党内集中教育，“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要求贯穿始终。 “形式主义少一些、真抓实干多一些，矛盾也会少一些，实绩也会多一些。” 对于弄虚作假、好大喜功、光说不练、花拳绣腿等政绩观扭曲错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明确批评，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沉下心来踏实干，“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向前走”。 以实干出政绩，迎难而上方显本色担当。 “党看干部主要就是看肩膀能不能负重，能不能超负荷”“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要拎着乌纱帽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做官”“‘为官避事平生耻。’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顶得上去，折射的是政绩观，彰显的是党性和作风。 新时代以来，以“一个也不能少”的决心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勇气将改革进行到底，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带领全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挺起脊梁、冲锋在前，在战风险、迎挑战中经受考验，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开创新局。 以过硬作风创造过硬业绩，既要靠干部实干担当，也要靠组织保驾护航。 针对一些党员干部“洗碗越多，摔碗越多”的顾虑，个别地方“能者多劳、庸者逍遥”“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各级党组织要以鲜明态度，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 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明确要求“对那些勇担当、有本事、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个性鲜明的干部……组织上一定要为他们说公道话”； 注重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推动“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 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充分调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着力解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 为基层减负赋能，强调“要明确权责，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基层该承担哪些工作，要把职责事项搞清楚”； ………… 鲜明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推动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指引干部队伍健康成长，为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提供坚强保证。 致力非凡之事业，必有非凡之精神。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淬火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 90年后的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 面对许多仍然需要跨越的“雪山”“草地”、需要征服的“娄山关”“腊子口”，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告诫振聋发聩—— “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实干笃行，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永远与人民在一起，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必将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古人说：“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意思说，治理国家，使人民安然有序，就要健全各项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出自东汉荀悦《汉纪》，这句话强调建章立制对治国安民的重要意义。荀悦是东汉哲学家、史学家，他继承前儒的重民思想，提倡爱民、惠民，认为仁义是治国之道的根本，主张德刑兼举，法教并行，所谓“政之大经，法政而已”。作为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家思想代表，荀悦及其思想在历史上有相当的影响。 汉献帝觉得班固的《汉书》文繁难省，于是令荀悦仿照《左传》体例将其由纪传体改撰为编年体，记述西汉高帝至平帝十二朝史事，共30卷约18万字。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将《汉纪》与《汉书》并称“班荀二体”。 高度重视典章制度，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尚书》就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礼》（又叫《周官》）与《仪礼》《礼记》并称三礼。在三礼中，《周礼》地位特殊，该书以记载典章制度为主，有着复杂严密、井然有序的治理体系，大到朝廷制度，中到分邦建国，小至基层治理，均在《周礼》中有周密的记载。历史上曾有“以周官治天下”的说法，比如明代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设置也是仿照《周官》的六典。汉代刘歆、郑玄等大儒认为《周官》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周公致太平之书”。 《论语》“为政”篇中，有一段子张向孔子问政的记录：“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思是，子张向老师请教：“今后十世的情况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回答：“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制度，周朝又继承商朝的礼仪制度。所以，即便将来一百世以后的情况，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孔子提出“百世可知”自然是虚指，但是通过典章制度、礼乐文化来凝聚力量、走向未来的逻辑确实是百世不易的。 以周礼为源头的古代典章制度，是古人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各个方面行为规范的准则。这种重视制度的精神，被后世儒家所继承、发展。 比如为了“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唐玄宗开元年间修成的《大唐六典》就是一部重要的国家行政法典，它的编成使“一代典章，厘然具备”。这部法典对国家政策的咨询、决策、执行、监察、考核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制度规定，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行政制定了统一的法律法规，把各级政府机构行政纳入法制之下，在国家行政立法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体现出当时的制度文明成就。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古人对建章立制的重视，“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因为制度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具有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同时也可以明确看到自古及今随着世变时移，我们在治国理政的制度层面做出的增益和变化，生动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作出前瞻性思考：“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 1949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各界贤达共商建国伟业。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确定政体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由此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新房子”的四梁八柱。 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探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具体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一经扎根，就显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同时，也在实践探索中完善和发展。 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影响深远，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各类风险挑战交错叠加。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目光深远：“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就全面深化改革蓝图，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作出决定。从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等根本制度，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再到不同领域具有创新性、支撑性的重要制度……覆盖13个方面的制度，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图谱，奠定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石。 制度优势是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新时代十多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彰显的正是“中国之制”的治理效能—— 在脱贫攻坚的“大战”中，建立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形成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党政军民学劲往一处使，东西南北中拧成一股绳，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考”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持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激发发展活力，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在科技创新的“赛场”中，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国之制”彰显的强大治理效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值得我们自信的伟大事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深深融汇其中。“我们已经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之路，只要我们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毫不动摇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就一定能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续写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创造“中国奇迹”的精彩篇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见利忘义一向为君子所不齿。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属性，盈利要服从功能发挥。金融行业要履行好社会责任，实现金融与经济、社会、环境共生共荣。      ——2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出自《荀子·荣辱》：“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意思是，把道义放在利益之前的人会得到荣耀，把利益放在道义之前的人则会蒙受耻辱。 荀子是战国晚期思想家、哲学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他批判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与孔孟相比，荀子思想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评价：“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自古以来，道德高尚的人都把“义”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义”的起源十分悠久，甲骨文和金文中已有大量的“义”“宜”两字，《礼记·中庸》解释为“义者，宜也”，即义是人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其所考量的是行为的正当性。义利观是儒家对义与利概念及其关系的核心观念，被视为儒学重要议题。《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即明确把义作为君子立身之本。在《论语·阳货》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孔子把义放在第一位，“勇”是见“义”而为之，要有道义、正义的支持。 崇义轻利、以义抑利，这种义利观在传统文化中可以说是一以贯之。除了荀子在《荣辱》中提到的“先义而后利”，《孟子·告子上》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汉代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代程颢称“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程颐主张“唯看义当为不当为”…… 翻阅史册，重义不仅是记载在典籍中的道德标准，也是见诸无数仁人志士的壮烈实践。1278年冬天，文天祥被元军所俘，元军统帅张弘范待之以礼，希望文天祥能去劝降南宋的大臣张世杰。文天祥面对送来的纸笔，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被押往元大都，度过了三年多的牢狱生活。三年里，元世祖忽必烈欣赏他的忠义气节，几次三番派人来招抚，写下“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的文天祥始终不为所动。临刑前他神色自若，毫不畏惧，在衣带上留下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古往今来，这样的英雄气概不胜枚举，这些仁人志士的事迹彰显了他们在面临生死抉择时坚守道义、勇于担当的高尚品质。先贤用生死书写的大义，深深积淀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他们的精神永载史册，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真理、正义和光明。

“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特征和政治优势。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公正司法》（《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   “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出自三国时期诸葛亮的《便宜十六策·治乱第十二》，意为治理国家，无规矩不成方圆，本立而不失其末，为政不能脱离理法，如此则万事可成，功业可保。 《便宜十六策》是诸葛亮写的一部兵书，从十六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治军的原则和方法，故称“十六策”。《治乱》为其中第十二策。在《治乱》篇中，诸葛亮聚焦于整顿纲纪、强化法度，以应对政权动荡和社会混乱。他分别从纲纪、远近、内外、本末、强弱、大小、人己等方面阐述治国理政的方略。诸葛亮认为，治理国家要像工匠制器一般，圆者依规、方者依矩，不可偏离法度，唯有树立规矩、有法可依、秉持正确的治国之道，方能成就万事，保有功业。 诸葛亮的这一思想深植于战国以来法家“以法治国”的传统，同时融合了儒家的纲常伦理。他提出的这套以律法为纲、以秩序为本的治国框架，体现了古代政治家对制度建设的深刻洞察。 回望历史长河，重规矩、守法度则治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道理。唐太宗李世民深知“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他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实行“安人宁国”的治国方略，制定并推行《贞观律》，实现“用法宽简”，用合乎国情、顺应民意的法度来管理国家。在守法层面，他强调“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力主君臣共遵法度。当有人提议以诈术试探群臣时，李世民严词驳斥：“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这展现出治国者自身必先守规矩的自觉。唐太宗以规矩治国，终于实现了法度有序、天下安宁的治世。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也深谙规矩对于凝聚战斗力、赢得民心的重要作用。他统领的岳家军以纪律严明著称，军队中“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铁律令人震撼。即便在极度严寒的夜晚行军，士兵也绝不闯入民宅；即便军粮短缺，也绝不抢夺百姓一粒粮食。并且，岳飞执法如山，规矩面前人人平等。其子岳云在一次训练中意外坠马，岳飞不仅没有袒护，反而严加呵斥道：“前驱大敌，亦如此耶？”并依照军纪，对岳云施以责罚。正是这种对规矩毫不动摇的坚守，使得岳家军内部令行禁止，对外则赢得了百姓的衷心拥护，锻造出一支让敌人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惊叹的钢铁之师。 历史一再证明，“规矩”二字，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关键。它不仅是画圆绘方的工具，也是衡量曲直、规范行为、稳定秩序的准绳。无论是治国还是修身，唯有立起规矩，方能万事可成，其功可保。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近代以来，中国许多仁人志士在追寻法治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然而，当广大人民还只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当侵略者可以在中华大地上肆意横行，法治就只能是镜花水月，不可企及。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枪和炮、纸和笔、律和令，都成为打碎旧世界的武器。百余年党史，亦是一部党领导人民不断追求法治、探索法治、建设法治、厉行法治的恢宏史诗。那些风云激荡的篇章，如今看来依然令人热血沸腾——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成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纲领。其中明确规定，“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开始施行。这部只有8章27条的新中国首部法律，是党用法律手段保护妇女权益、推动男女平等的伟大创举。同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通过，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颁布，一系列法律的出台，让中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有了法律保障。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现场掌声雷动。“五四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宪法，“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 改革开放后，法治建设进入快车道。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十六字方针”到“八二宪法”诞生，从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步接一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开辟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赢得人民拥护、具有显著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历史一再证明，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们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建不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要求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关乎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问题上树立自信、保持定力。 党中央部署推进法治建设和法治领域改革一系列重大举措，首次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写入党章，党委法治建设（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制度机制和格局基本形成，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法治建设责任持续压实……新时代以来，我们党统筹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工作，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制度不断完善，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山雄有脊，房固因梁。正是有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有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导，法治中国建设才有精神上的主心骨、理论上的定盘星、行动上的指南针，才能在时代大潮中锚定航向、把握主动。 面向“十五五”，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更是一场深刻而重大的社会变革。继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有坚强而正确的领导力量，有自信、有定力、有行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努力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的中国式现代化，定将尽显气势如虹的昂扬气象。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30日下午就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进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前沿技术不断涌现，引领和支撑未来产业快速崛起。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余晓晖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 习近平强调，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要聚焦“十五五”时期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要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 习近平指出，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习近平强调，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 习近平指出，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习近平强调，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健全治理体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防范相关风险，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要深化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